在秘魯的皮薩克地區,六個克丘亞族社區一起合作保護和保存他們的生物文化傳統。馬鈴薯是當地一種共有資源,也是克丘亞族文化的核心元素,不同種類的馬鈴薯在傳統儀式中具有各自的重要性。原住民邀請了一個非牟利組織參與成為持份者的一份子,以協助製定一項保護他們共有資源的法規,進而使當地建立了一個名為「馬鈴薯公園」 (Potato Park) 的農業生態保護區。
2000年代初,聖迪濟耶的山區小型農場因利潤不足和居民向城市遷移,而面臨倒閉問題。根據2008年的紀錄,聖迪濟耶村莊的人口只有 35 人。村民決定與一家非牟利組織合作,集體籌集資金,以支持需要出售農場等私人資產的農民。籌集到的資金將農場變成共有資產,用於推廣有機農業、吸引年輕農民進駐村莊,和發展農業旅遊。
為應對意大利一些鄉村被忽視的問題,意大利政府於 2009 年推出了「一歐元房屋」(1 Euro House)計劃。位於意大利南部小鎮的村莊穆索梅利,正是其中一個實行了這個計劃的地方,村莊希望透過這個計劃,復育當地破舊的舊城區。在計劃中,房屋以一歐元出售,而買家必須在指定時間內翻修房產。這項政府主導的計劃使當地的遊客和居民數字明顯增加,從而帶動了旅遊業,啟動了公共設施的建設,並創造了不少商機。
位於台灣南投的竹山鎮曾因其竹產業而非常興盛,卻深受921大地震重創而日漸衰退。在2005年,來自南投縣的企業家和區塊鏈倡導者何培鈞將一座廢舊三合院修繕成民宿,成為了竹山復育的轉捩點。
森林作為生產型共有資源對於印度鄉村的社會生態系統而言至關重要。在1970 年代,Sulia 森林周圍有 36 個村莊,這些村莊都依賴這森林的共有資源。到了1980 年代,由於鄉村之間資源管理不善,森林資源大多已被耗盡了。現在,村民們以復元這共有資源為共同目標,邀請了多個非牟利組織作為持份者以幫助他們實現這一目標。
南韓善屹的村民非常依賴冬柏東山森林的資源。時移世易,因為土地政策的改變,很多村民遷離了鄉村。在2011年,冬柏東山森林的生態價值得到認可,被列為拉姆薩爾濕地,期後非牟利組織也參與環境保護的工作。後來,村民亦回村與政府部門和非牟利組織合作,共同管理森林並發展生態旅遊。這種合作有助提升村民在帶領生態保護和鄉村復育工作中的領導能力。
位於台灣南投的桃米村經歷了1999年的921地震後,村民便與各界人士合作,包括政府、學界、非牟利組織等,循著教育學習的策略實踐重建及復育的計劃,學會了保護環境、植物及動物,更著重自主管理及長遠穩定性,讓桃米慢慢演變成生態旅遊村。
位於印尼的坎迪雷霍是一個傳統的爪哇村落,自2003年起便是以復育為目標、社區為本的旅遊業的一個先導計劃。村民積極參與村活化的項目,而政府部門、非牟利組織、學術和私人機構等則飾演輔助的角色。當中包括了不少項目,例如,因婆羅浮屠寺廟群在1983年被界定為世界遺產和寺廟群被修復而遊客大增,村民便成立了旅遊村合作社應付需求。村民合作組織導賞團,讓旅客親身體驗爪哇文化和日常生活。他們更分享部分土地資源,作為旅客的活動場地。
首頁 - 案例分享
想知道世界各地如何應用互助自理嗎?我們挑選了一系列香港以外運用互助自理的概念進行鄉村復育的案例。透過分析這些案例,我們找到六個主要發現,為接下來的香港鄉村研究提供了框架。
對鄉村應用互助自理的進程而言,村民組織是個非常好的起點!這些組織不但是由村民發起並帶領,案例更展示了,這些組織可成為有成效的自主管理模式,讓村民可以建立適合自己的機制,以迎合鄉村群體的需要和關注事項。這種由下至上的模式讓村民能夠發揮領導才能,同時培養他們對鄉村和資產的自豪感。
傳統鄉村文化主要源自本土性和宗族文化。「社區」在鄉村的層面中所指的主要是當地的村民。然而,村民擴展核心社區的定義並融入外來持份者(如政府部門、非牟利組織、學術機構、其他新來定居的村民等)時會帶來許多好處!案例顯示這個做法會為鄉村引入更多專業知識和更具包容性的管治模式,也能在私人和公共事務上有更清晰的界線。
互助自理當中有各式各樣的持份者,各方合作時的權力關係可謂相當關鍵。當所有持份者都清楚了解當中的權力關係時,互助自理才能更有成效。
鄉村互助自理中的常見做法是將固有或傳統的共有資源轉舊為新。以村民的生產型共有資源轉化為其他類型的共有資源,是一種以應對當代社會和經濟需求來解決鄉村生活和復育問題的新方法。
過往村民傾向依賴生產型共有資源作為收入來源,這狀況現已不復再。從案例中可見,現代商業模式與互助自理相關的應用,都是以新的集體管理形式達成共同目標,而這些共同目標大多是農業/生態/文化/歷史遺產相關的旅遊項目。
學習、分享和鞏固鄉村歷史和傳統文化,有助發展知識層面上新的共有資源。在現代的互助自理進程中,提升能力以促進鄉村資源管理是非常關鍵的。新的知識讓村民可以開始能力提升,從而建構可持續發展的互助自理模式、創建新的共有資源,和了解他們已有的資源從而建立管理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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